丁亚平:从“我”到“我们”,电影塑造了共同经验|北京电影论坛

发布时间:2026-08-09 14:17

电视已经成为一种文化现象,它不仅影响着我们的生活方式,还塑造了我们的价值观和审美观。 #生活知识# #传媒#

8月8日,由中国电影家协会、北京市文联主办,中国文联电影艺术中心、北京电影家协会承办的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系列活动——北京电影论坛在北京798艺术区举办。本次论坛以“百花绽放 光影共生:中国电影的文化建构”为主题,采用TED式演讲与观众开放麦相结合的形式呈现。

在论坛上,中国传媒大学艺术学部部长、北京电影学院特聘教授丁亚平以“看见自己,感受他人,成为我们”三个关键词为主线,系统阐述了他对电影文化建构功能的深刻理解。他的演讲既是对电影艺术本质的学术追问,也是对中国电影如何在时代中发挥公共价值的实践回应。

电影是“看见自己”的镜子

丁亚平指出,电影最基础也最动人的力量,在于它能帮助观众“看见自己”。日常生活中那些难以言说的疲惫、牵挂、委屈与不舍,往往在电影的一个沉默、一次欲言又止或一个微小细节中被精准捕捉。他以《好东西》中王铁梅与小叶的都市日常为例,说明电影如何通过人物之间的承托与陪伴,让观众在银幕上认出自己的生活;又以《给阿嬷的情书》中潮汕方言与侨批所承载的家族往事,论证电影能为那些“难以说清的心情找到位置”。他认为,电影对大众审美的影响并非源于宏大叙事,而是藏在这些细微的辨认之中——一个时代的感受力,正是由无数个体在银幕前的“认出”与“共鸣”一点点积累而成。电影由此成为个体情感的外部化表达工具,帮助观众在艺术中完成对自我处境的认知与确认。

电影是“感受他人”的桥梁

丁亚平进一步提出,电影的核心价值还在于它能让观众“感受他人”,从而突破个体经验的有限性。每个人因年龄、地域、身体或命运的限制,所能亲历的生活终究狭窄,而电影提供了“借来的生命”——观众得以跟随角色进入陌生的处境,理解此前并不了解的人生。他以《小小的我》中的刘春和为例,指出残障虽是角色的生活现实,但电影并未将其简化为标签,而是呈现了一个会爱、会愤怒、会规划未来的完整年轻人;动画《浪浪山小妖怪》中笨拙而执着的小妖,则让成年观众看到了自身处境的投影;而《南京照相馆》将沉重的民族记忆装进暗房,通过普通人的恐惧、迟疑与守护,让历史有了具体的面孔。

动画《浪浪山小妖怪》中笨拙而执着的小妖,则让成年观众看到了自身处境的投影。

丁亚平强调,电影的人民性正落在这份“对具体生命的郑重”上——人民不是抽象概念,而是一个个有名字、有面孔的人。一个时代愿意理解多少陌生人生,它的感受世界就有多宽。电影由此成为社会共情能力的训练场,促使观众在判断之前多停留一会儿,学会理解不同位置上的生命选择。

电影是“成为我们”的仪式

当个人感受进入讨论、重看与记忆,电影便从私密经验走向公共生活,这便是丁亚平所说的“成为我们”。他援引《戏台》《哪吒之魔童闹海》《捕风追影》等近年作品,说明人们谈论电影时,其实也在借电影谈论自身的处境与心绪——戏班的规矩关乎体面与坚守,神话故事牵涉成长与责任,追捕类型则唤起不同代际观众各自的动作片记忆。他认为,这种公共讨论“容得下差异与分歧”,不同感受在往返中相互照见,电影文化由此形成丰厚的层次。丁亚平特别提及1956年《文汇报》刊发的《为什么好的国产片这样少?》,那场将编剧、导演、演员、发行者、管理者和观众请进同一场讨论的公共对话,至今仍有现实启发。他强调,百花奖的意义正在于让观众的喜爱、判断与选择得到公开表达,并参与电影价值与电影记忆的形成——电影因此走出银幕,进入日常,成为公共生活的重要部分。

丁亚平最后回到三个关键词的内在逻辑:“看见自己,我们找到了表达内心的语言;感受他人,我们的经验有了更宽的边界;成为我们,电影进入共同的时间和记忆。我们因生活在同一年代而相遇,也因愿意借电影走近彼此,才成为真正的同时代人。”他认为,一个时代怎样感受世界,就会怎样理解人、讲述生活,并把什么留给未来。

编辑 黄嘉龄

校对 吴兴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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