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东方学视野下的帕维《西游记》译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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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此文节选自《国际汉学》2024年第5期，阅读全文可从知网下载或从外研社天猫旗舰店购买纸刊。
法国东方学视野下的帕维《西游记》译介研究
邬晗来
摘 要：本文尝试分析泰奥多尔·帕维于1857 年对《西游记》前六回所作的译介，并揭示法国汉学界在东方学整体视野下对于中国小说的研究模式之一。帕维成长于浪漫主义时期的法国，此时东方学的发展受到浪漫主义的推动，得到社会显贵的支持，为《西游记》的翻译提供了客观条件。帕维翻译所使用的《西游记》文本为清朝流行的证道本和真诠本，尽管这两个版本对《西游记》作出了有关金丹大道的解读，帕维却视《西游记》为佛教小说。该见解看似荒谬，但联系当时东方学内部印度学和汉学的发展情况，实则情有可原。此时法国学界对于中国道教和汉传佛教的研究不够深入，所以过分强调印度宗教对中国文化的塑造。另外，法国学界的研究敏锐地揭示了印度传统对于中国通俗小说发展的影响。
关键词：《西游记》；泰奥多尔·帕维；法国汉学；东方学
泰奥多尔·帕维（Théodore Pavie，1811—1896）是法国东方学家，首次将《西游记》译成西方语言。1857年，他在巴黎的《亚洲学报》（Le Journal Asiatique）上连续发表了两篇文章，题为《对中国佛教小说〈西游真诠〉的研究》（“Étude sur le Sy-Yéou-Tchin-Tsuen, roman bouddhique chinois”）。《西游记》带有明显的奇幻色彩，所以帕维在其文章的导言部分陈述了他对中国三教的看法，以及各教与奇幻想象或实践的关系。此外，在导言和译注中，他又不时对照中印两国的文化和宗教，我们可以借此梳理出帕维用印度文化阐释《西游记》的内在思想理路。
泰奥多尔·帕维
来源：
帕维发表文章的《亚洲学报》扉页
来源：作者提供
在帕维看来，儒家哲学拥有严格的教条，比起受情感操纵的心灵，更加针对控制理智的精神。他引用《左传·僖公二十一年》的文字以证明儒家不信鬼神：“夏，大旱。公欲焚巫、尪，臧文仲曰：‘非旱备也，修城郭，贬食省用，务穑劝分，此其务也，巫尪何为，天欲杀之，则如勿生。若能为旱，焚之滋甚。’公从之，是岁也，饥而不害。”帕维又进一步解释，虽然在儒家习俗中有蓍占龟卜的行为，孔子对瑞兽麒麟的推崇，但儒家的目的是推崇贤明政治，并建立以此为宗旨的礼乐制度，消除了鬼神等“异常”（merveilleux）或“奇幻”（fantastique）事物对人们生活的影响。
老子的学说则不然，用帕维的话来说，他所持的无为思想使人泄气（décourageant），是一种否定性的智慧（la sagesse négative）。帕维认为，“老子的学说非常像印度的瑜伽论（djoguisme）；老子的学说如瑜伽论一般，借助过度的冥想，使人进入梦境、看到幻象”。老子的学说是为了避免此世的苦痛。从这一点出发，帕维引用了迦毗罗（Kapila）弟子自在黑（Īśvarakṛṣṇa）的《数论颂》（Sāṃkhya Kārikā）首颂：“三苦所逼故，欲知灭此因，见无用不然，不定不极故。”数论（Sāṃkhya），音译“僧佉”或“僧祇”，为印度婆罗门正宗六论之一。数论与瑜伽两学说“关系极密，几不可分。故常被相提并论，并总称‘僧佉瑜伽’。僧佉（数论）可视为瑜伽修行之理论背景，瑜伽可视为僧佉学说之修行方法。通常均谓两者理论之有别，以承认自在天与否为最要。”
对于中国佛教，帕维并未花费多少笔墨介绍。但他将其称作“退化的佛教”（le bouddhisme dégénéré）。究其原因，在于当时对汉传佛教的研究不多。针对此现象，可有两种解释：从客观上看，彼时对梵语文学的研究比汉学研究更加深入，研究者也较多；从主观上看，彼时学者喜欢追本溯源，认清事物的原始面目，东方学的诞生实脱胎于此种“求知的意志”。帕维何以认为汉传佛教为原始佛教的“退化”产物？在他看来，中国人只吸收了佛教中的“二十三级神明”和咒语（如曼怛罗mantra和陀罗尼dhāraṇī），以满足其超自然想象。帕维的言下之意应该指中国人未得佛教的精密教理。此论自然武断，浮于表面印象，说明帕维当时对于大乘佛教的研究不够深入。
至于《西游记》一书的性质，帕维视其为“充满着神异事迹的小说”（romans pleins de fables et de merveilles），并认为此类小说是随着探讨宗教教义的书籍而出现的：
中国的作家能从严肃冥想着佛陀的完美以及到达此境界的方法的印度阿罗汉的遐思中，从隐退于森林的孤独者的庄严思想中，提取出无尽的故事和精彩的戏剧。中国的民众或聚集于城市，或挤在拥挤的乡村，这些故事和戏剧使他们沉醉痴迷。这是因为遭受现实种种压迫的人们喜爱幻想事物，奇异故事像一个梦，将他们带入另外一个世界。
帕维认为《西游记》前六回充满“佛教”神异事迹，故而将《西游记》视为佛教小说。视此等事迹为佛教性质，于今日学者看来甚为不妥。但结合上文所述帕维所处年代印度学和汉学的发展情况，倒也情有可原。再者，帕维所用两个《西游记》版本强调“仙佛同源”或“三教合流”，并未划清释道之间的界限。因此，帕维纯用他较为熟悉的印度文化释读《西游记》文本，而以丹道阐释《西游记》的注释者的本意则是以道教去包容涵盖佛教。帕维不明所以，颠倒主次，反使注解《西游记》的道士弄巧成拙。此外，就历史事实而言，道教作为本土宗教，通过借用佛教的宗教构建来对抗该外来宗教，其体系化和发展确实离不开佛教的传入和刺激。该现象可谓是一体两面，可惜帕维由于客观认知的不足和主观偏好的影响，顾此失彼。
此外，帕维在阐发对佛教小说的理解时，其直觉式的领悟似乎也能在某种程度上揭示中国通俗小说的兴起与外来宗教文化的关系。演变为通俗小说的俗讲正是衍生于佛教的讲经。陈寅恪先生熟悉东方语言学，他的论述正好解释了帕维的研究思路：“印度人为最富于玄想之民族，世界之神话故事多起源于印度……自佛教流传中土后，印度神话故事亦随之输入……佛教经典之体裁于后来小说文学，盖有直接关系。”帕维的学术专攻并非汉学，当时欧洲能见到的材料以及与中国士人的交往均较为有限，能作出此种论断，体现了其学术洞察力。但回过头来审视帕维的学术背景，以此种方式研究《西游记》，也算得上是一种自然而然的研究取径。值得一提的是，在帕维论文刊行后两年，其师儒莲发表了汉文佛经中譬喻（avadāna）故事的法文翻译，并在其后附上一些中国故事（有些从《笑林广记》中择出）以资比较。由此可看出，当时在欧洲东方学内部，通过打破语言的壁垒以研究中印两国间的跨文化交流，确实是一种潮流。
（邬晗来：浙江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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