郜元宝：曾引起文坛轰动？——“汪曾祺在上海”之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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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40年代后期汪曾祺在上海可曾“引起文坛轰动”？

汪曾祺

编者按：“汪曾祺在上海”系列文章12篇，至本篇全部刊载完毕。感谢郜元宝教授赐稿，也感谢广大读者的关注。

汪曾祺第一本书《邂逅集》1949年4月由巴金主持的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沈从文高足、西南联大最有前途的青年小说家汪曾祺第一本短篇小说集即将出版，这个消息早就流传开去。1948年10月27日上海《大公报》“文化街头”专栏便报道了此事。

天地翻覆之际，薄薄的一册《邂逅集》若说有反响，应该也微乎其微。但邓友梅说“《邂逅集》1948年出版，曾引起文坛轰动。轰动声中（汪曾祺）来到北平。”邓弄错了该书出版和汪曾祺抵达北平的时间，但“引起文坛轰动”云云，并非无据。

《邂逅集》

1982年春汪曾祺致信李健吾，说《文艺复兴》发表《小学校的钟声》《复仇》，“在当时在上海似有一些影响”。《文艺复兴》是抗战胜利后上海乃至全国新创办的唯一大型文学期刊，身在昆明的汪曾祺几乎接连两期发表小说，本身就不啻一种“轰动”。

《文汇报》1946年5月1日“出版消息”介绍《文艺复兴》当期作品，简单提及臧克家《挂红》、沈从文《虹桥》、罗洪《动摇》之后，便重点介绍汪曾祺及其短篇《复仇》，“汪曾祺系西南联大学生，作风多少受点沈从文的影响。假如我这样说了不会受人讥嘲的话，那么我要说《复仇》的故事颇有天方夜谭的意味，而全篇的氛围够称得上诗的——不是那种粗俗的、咬文嚼字的所谓诗的——汪曾祺为创作界开辟的一条新的道路。”这则“出版消息”对一个青年作家的赞誉简直高到令人惊奇的程度。

黄永玉说汪曾祺“文字功夫”令“当时大上海许多老人都十分惊叹”，也并非空言虚辞。郑振铎为《文艺复兴》1卷4期撰写“编后”，盛赞“汪曾祺先生”两篇小说“都是易稿若干次，而藏之数年，不曾发表出来的；稿纸上已经有书鱼的钻研之处了。像用大斧在劈着斑驳陆离的大山岩似的，令人提心吊胆，怕受了伤。”这篇“编后”令汪曾祺感念终生。

《文艺春秋》杂志

上海文坛对汪曾祺才华发出“惊叹”的“老人”，还应该包括发表汪曾祺小说的范泉（主编《文艺春秋》）、臧克家（主编《文讯》）、凤子（主编《人世间》），在《文汇报》《大公报》发表汪曾祺大量散文的唐弢、柯灵、萧乾等。因为这些作家、编辑和出版家的赏识，更多文坛“老人”都可能对汪曾祺有所了解（其中许多人曾与汪曾祺在同刊同期发表过作品）。

东北流亡作家孙陵战后在上海主编《文艺工作》，“创作小说”栏首篇就是汪曾祺《三叶虫与剑兰花》。《编者的话》说“汪曾祺先生，胜利后由云南来上海教了一年书，写了不少作品，最近去到北平已月余，工作未定。唐湜先生写了一篇《论汪曾祺》的文章，独具心得，将于本刊发表。”1943年主编《文学杂志》（桂林）时，孙陵就刊发过汪曾祺短篇《除岁》（上世纪80年代名作《岁寒三友》前身之一）。《文艺工作》只办了一期，但这篇《编者的话》也算是上海文坛对“汪曾祺先生”的一次隆重举荐。

浙江大学温州籍学生唐湜“着迷”汪曾祺，“有一次在健吾先生处谈起曾祺。他说：‘您要去看他么？他在致远中学教书，那个学校是我一个学生办的。’于是在1947年夏天的一个午后，我拿了健吾先生的信找到了他，畅谈了一次。”唐湜当场提出要给汪曾祺写评论，汪却劝他去读《穆旦诗集》，“诗人是寂寞的，你先不忙写我的，先给他写一篇《穆旦论》吧！”唐湜不仅写了《穆旦论》，也很快写出万字长文《虔诚的纳蕤思——谈汪曾祺的小说》（亦即孙陵《文艺工作》预告“将于本刊发表”的“唐湜先生”“独具心得”的《论汪曾祺》）。

唐湜评论范围大大超过《邂逅集》，涉及1946年初至1947年底汪曾祺在沪发表以及尚处手稿阶段的20余篇小说、散文及论文，是关于上海时期汪曾祺创作极为难得的综论。唐湜自以为这篇“小小的杰作”可与《穆旦论》媲美。

汪曾祺很幸运，第一篇正式评论他的文章就写得如此真挚而投入。诚然太多“溢美之词”（比如说汪曾祺不仅超过路翎，甚至比沈从文、废名写得还好），但也抓住了要害，尤其明确指出汪曾祺小说所显示的中西合璧与古今融汇的特征。唐湜有力地总结了汪曾祺截至1948年初小说创作的文学传承与风格个性，也天才地预言了他后来的发展。

比汪曾祺大三岁的高产作家无名氏（卜乃夫）盛赞《绿猫》《鸡鸭名家》，“愚见认为这四年中，短篇小说以汪曾祺作品较富特色，文字技巧亦佳。”当时汪曾祺周围还聚集了一群“‘小’作家”，他们由衷地“崇拜”这位蛰伏“弄堂中学”的大学才子，一见其作品发表就奔走相告。听说某处压下他的作品，就愤愤不平，甚至跑到编辑部兴师问罪。

相比之下，1949年2月楼适夷在香港《小说》月刊发表《一九四八年小说创作鸟瞰》，将汪曾祺归入“沈从文所代表的现代主义的另一种幻美的倾向”，指责其“蒙蔽了人们面对现实的眼睛”，就显得过于简单粗暴。但楼适夷也不得不承认《鸡鸭名家》“发掘了民间特殊技人而加美化”，确有“非常动人的景象”和“幻美的迷力”。

上世纪40年代后期汪曾祺在上海可曾“引起文坛轰动”？文学史家关心这个问题，广大读者却未必太在意。有些作家轰动一时，时过境迁便销声匿迹。有些作家一段时间默默无闻，却在文学史上享有持久的影响力。汪曾祺无疑属于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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