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河评论 | 一次勇敢的探索与发问——再论王冬龄教授之“乱书”

发布时间：2025-11-21 0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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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家鼎先生《笔墨为舟渡向未知之境》见诸报端，恰似一粒石子投进静水深潭，在艺术圈激起热议；随后金沙人先生以“乱书争议折射传统转型焦虑”为核心发声，更让这场讨论推波助澜，其间不乏争议乃至过激之语。马先生认为王冬龄先生的“乱书”是“带着传统的基因，在解构与重建之间，寻找属于这个时代的笔墨语言”，称赞“乱书”的先锋性、实验性、探索性；金先生则旁征博引，深入浅出，道出坚守传统与寻求创新探索的两难，主张以客观的视角、宽容的心态、冷静的思考看待“乱书”，静观其变，留待历史与时间给出答案。二位既是德高望重的老领导，亦是深耕文化的名家，从不同维度为“乱书”立言，进行艺术评论，观点鲜明且言辞恳切，实属难得。

王冬龄是江苏如东人，但与扬州渊源颇深。他早年师从林散之、沙孟海、高二适等先生，受名家指点，得名家亲传，取艺术精髓，观其早期书法作品，均能依稀找到林老、沙老的线条与结构之美，整体气势与张力浑然一体，篆、隶、楷、草，无一不能，是书法界的一股清流。后来执教高等学府，潜心临帖，精进不辍，承先人风骨，又开启自家气象，佳作迭出，赞誉满盈，独领风骚，已然成为当代书法界之翘楚。如此深厚的艺术成就，足以令人望其项背，他完全可以沉浸其中，深耕传统，安享盛名，怕也无妨。

那他为什么要“走火入魔”，另辟蹊径，费尽心力，进行“乱书”创作，且乐此不疲？探索其书法艺术心路历程，或许可以破解谜团。“乱书”的出现，在其四十多岁，即30多年前，正是人生最富有活力与朝气、极具创新思考与动力、追求艺术品位和享受的重要时期。王冬龄曾赴美三年，在大学里做访问学者。走进西方世界，接触的是西方面孔，体验的是美式生活，感受的是美式认知和西方文化，这对骨子里流淌着中华传统文化血脉的王冬龄先生来说，是一次全新的视野，富有挑战性。在全新的世界里，他有冲动，尽其所能，宣传、推广中华文明，扩大中国传统文化在美国的影响力，进而让美国接触、了解中国文化。选择突破的路径，就是其最擅长的书法艺术。某种程度上，“乱书”是一种探索，试图在东方美学与西方审美之间寻找平衡，让西方世界认识中国书法，认知中国。这是研究其“乱书”不容忽视也不能忽视的地方。

在王冬龄留美期间，诞生在美国本土的抽象表现主义艺术可能对他产生了较深触动。美国抽象表现主义是20世纪最著名和最重要的艺术运动之一，也是艺术的中心在“二战”后转移到美国纽约后，美国兴起的第一个具有世界影响力的艺术运动。抽象表现主义以用非传统的方式创作大型绘画而闻名。尽管风格和主题各异，但画家们都喜欢用抽象的形式表达强烈的情感。画派内部形成两种潮流：一种被称为“行动绘画”（Action Painting），代表人物为杰克逊·波洛克和威廉·德库宁；另一种被称为“色域绘画”（Color Field Painting），代表人物为马克·罗斯科和巴奈特·纽曼。受此影响，王冬龄开始思考中国书法如何与现代流行艺术对话，尝试把可解读的书法艺术转化为纯粹的视觉艺术。求新、求变、求突破成为他彼时的艺术追求，“乱书”也随之顺理成章地应运而生。

评价王冬龄的“乱书”，离不开其作品的赏析。“乱书”的代表作中，《千字文》《心经》《易经》《道德经》等经典文本的创作尤为知名。选取的内容，皆是中国古老文明的精髓，承载着丰富的历史性、知识性、哲理性，这些对非专业领域的大多数西方人而言本就难以深解的东方文化载体，他偏偏以“剑走偏锋”的形式出现——用纵横交错、充满动感的线条，将一本本“东方文化经典典籍”转化为极具张力的艺术作品，正如“乱书”《月下独酌》，李白的浪漫狂放与看似混乱的笔墨相融共生，让观者在视觉冲击中尽情联想诗人的才情宣泄与精神不羁。这一刻，“乱书”恰似美国流行的抽象表现主义艺术，打破了文化壁垒，让东西方艺术找到了相通之处，也让西方观众更容易走进中国文化。

不同凡响的“乱书”，给人的感觉是“看不懂”“认不得”，没有可辨性；中国传统书法讲究的字法、笔法、章法，在“乱书”里，似也无迹可寻。这样的“乱书”，引起争议在所难免，多数人认为“乱书”破坏了书法的文化根基。但也有名家大腕不吝言辞，给予赞许、鼓励。著名作家莫言就说“王冬龄先生的理论与实践，将是这个时代意味深长的文化符号”。在莫言看来，王冬龄同样“意味深长”，不走书法固有的寻常之路，选择探索中国书法未来走向。著名书法家、艺术家邱振中先生认为“这个时代做出了太多书法史没做过没做到的事情，它不是个人的事情，它是一个事业，一个星空，王冬龄就是这个星空中闪亮的星”。看似混乱的线条重建了书法的视觉语境，让传统书法与当代艺术平等沟通对话，做了在书法史上“没做过没做到的”事情，这是“乱书”的闪亮之处。这样的评价，对于王冬龄来说，无疑是中肯的。支持“乱书”创作探索的，还有范迪安、张旭光等诸多名家。

诸多名家对“乱书”的肯定与支持，是发自内心的，不是应景，也不是不痛不痒的场面话语。那是不是意味着“乱书”就是中国书法未来的走向，可以传承发展吗？这是需要理性去面对去探讨的现实问题。

“乱书”之乱，表象是线条交叉、字体重叠、结构散漫；内核则是在深厚传统功底之上的艺术实验——用书法语言传递情绪价值，侧重创作过程的“表演性”“实验性”，追求极致的视觉表达。似“书法”又非传统意义上的“书法”，更不可能成为《兰亭序》《祭侄稿》那样，符合书法传统审美、被奉为圭臬的“法书”经典。因此，我们本就不该用也不能用传统书法的固有观念和标准去评论“乱书”。

“乱书”的出现绝非偶然，它是时代语境下文化碰撞的产物；“乱书”的表现，市场已经用行动给出了答案，不容置疑。“乱书”是一个崭新的艺术品类，一种利用中国文字和书写方式创立的独特艺术，仅仅是一种书写方式而已，而非传统书法。这种独特的艺术，牺牲了文字的可读性、规范性，在乎的是线条表现、情感表达。水墨是中国的，线条是国际化的，“乱书”以特有的方式，构建了一个文化交流的“平台”，从一定角度来看，“乱书”的价值不容忽视。

“书之至者，妙合自然。”无论书法形式如何演变，笔墨精神与文化意蕴始终是书法的核心。王冬龄的“乱书”，本质上是当代书法在传统与创新的张力中、在东西方文化的交融中，一次勇敢的探索与发问。它究竟能走多远，不必急于给出答案，时间会沉淀其价值，文化会检验其意义。而这份探索本身，已然为中国书法的未来发展，留下了一段值得深思的时代注脚。（徐国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