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箱日记》公映最艰难的,竟然是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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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门纪录片《黑箱日记》12月12日起在日本公映,然而相比在海外的成功,《黑箱日记》在日本国内的处境异常艰难。

在东京一家独立影院的放映厅内,灯光渐暗,银幕亮起。对许多日本观众而言,这不仅是一部纪录片的首映,更是一场被推迟了数年的公共对话的开始。纪录片《黑箱日记》(Black Box Diaries),由记者、作家伊藤诗织自述并执导,记录了她在遭受性侵之后,如何在日本司法、媒体与社会结构中艰难追寻正义的全过程。尽管影片自完成以来在国际电影节上屡获重要奖项与高度评价,却始终未能在日本国内公开上映。直到本月12日,这部作品才终于在东京迎来首映。

《黑箱日记》的创作起点,源自伊藤诗织本人在2015年公开指控一名知名媒体人对其实施性侵的经历。作为一名年轻的自由记者,她在报警、取证、起诉的过程中,亲身遭遇了日本刑事司法体系对性犯罪案件的重重门槛:警方消极应对、检方不起诉决定、对受害者动机的反复质疑,以及社会舆论中对“名誉”“体面”的强调。伊藤诗织将这些经历写成文字,又进一步以影像方式整理成纪录片,试图回答一个长期困扰她的问题:为什么在制度上看似完整的国家,性暴力却如此难以被承认和审判?
影片并非传统意义上的调查纪录片,而是高度个人化的第一人称影像日记。伊藤诗织既是叙述者,也是被凝视的对象。镜头中,她反复翻阅警方文件、与律师讨论策略、在酒店房间里独自哭泣,也在公开场合直面质疑与攻击。她没有刻意隐藏自己的脆弱,反而将其作为叙事的一部分,使观众得以进入“黑箱”内部——那些在官方记录中被省略、被模糊的情绪、恐惧与孤独。

正是这种直面个人经验的表达方式,使《黑箱日记》在国际影坛引发强烈共鸣。影片在多个国际纪录片电影节上展映并获奖,被视为“MeToo运动在东亚语境中的重要文本”。不少海外影评人指出,影片让观众看到,在高度现代化、制度化的社会中,性别权力结构如何通过法律语言和程序运作,悄然将受害者排除在正义之外。
然而,与国际反响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黑箱日记》在日本国内的处境异常艰难。影片完成后,发行与放映计划一再搁置。来自右翼阵营的攻击尤为激烈,一些评论将影片斥为“抹黑日本形象”“迎合西方价值观”,甚至对伊藤诗织本人进行人身攻击与网络骚扰。在这样的舆论环境下,不少影院和发行方对上映持谨慎态度。

本片目前仅在东京地区可以查到排片
更出人意料的是,影片也遭遇了部分左翼和女权主义者的批评。有观点认为,影片过于强调个人经验,可能遮蔽了更广泛的结构性问题;也有人质疑其影像伦理,认为将私人创伤公开展示存在风险。这些来自“内部”的分歧,使围绕《黑箱日记》的讨论更加复杂,也反映出日本女权运动在策略与表达方式上的不同立场。
面对多重压力,伊藤诗织并未停止公开发声。她在多个国际场合强调,纪录片并非为了“指控一个国家”,而是希望推动制度层面的讨论与改变。她曾表示,日本社会对于性暴力的讨论长期停留在“个案”和“丑闻”层面,而缺乏对制度责任的反思。“如果没有影像和记录,这些经历就会再次被装进黑箱,”她说。

近年来,日本在性犯罪立法和公共讨论方面确实出现了一些变化,但进展缓慢。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黑箱日记》的东京首映被许多人视为一次重要的文化事件。
有观众在映后交流中表示,这部影片让她第一次清晰理解,为什么许多性暴力受害者选择沉默;也有人坦言,影片令人不安,却“无法回避”。对于一些日本观众而言,《黑箱日记》不仅讲述了伊藤诗织的故事,也迫使他们重新审视自身所处的社会结构。
12月15日,导演伊藤诗织等人就纪录片《黑匣子日记》举行了新闻发布会。2024年10月,一些日本律师指出该片存在诸多问题,但影片并未进行任何修改便在海外上映。此次新闻发布会是在2025年12月12日“修订版”在日本上映后举行的。
发布会出席者包括制片人埃里克·尼尔和汉娜·阿克维林。日本的制作公司兼联合发行商没有派代表出席。
作为一名精通日语和英语的双语作家,参与记者会的莲见莉奈是第一个向日本媒体指出导演伊藤诗织在不同语言环境下的解释存在差异的人。受影片引发的争议影响,莉奈还阅读了伊藤的所有法庭文件,并出席了新闻发布会,以了解她所看到的情况。
自去年冬天以来,关于这部电影的各种报道层出不穷,将公众分成了两派:一派质疑其制作并批评其手法,另一派则对其赞不绝口。虽然任何事物最终都可能出现这种情况,但这两派在这个问题上的分歧似乎如此之大,以至于他们几乎无法沟通。
人们原本期望这场期待已久的记者招待会能够弥合分歧,但遗憾的是,它并没有起到任何作用。尽管对电影持怀疑态度的人的观点各不相同,但他们最终都归结于电影的“方法”或“做事方式”。例如,影片未经许可使用了监控录像,而这些录像是在签署书面协议后才获得的,协议中明确规定这些录像仅用于法庭。影片由秘密拍摄的、在伊藤诗织案审判中提供证词的人员的影像组成。在获取监控录像时与该律师共同签署协议的前律师在新闻发布会上指责影片存在上述问题(要求发布道歉声明并提及对该律师采取纪律处分),其手段令人震惊。尽管影片在授权关系方面存在问题,但仍在海外上映。至于为何至今仍未在日本上映,则被解释为日本社会对性暴力缺乏了解以及日本文化中对谈论性暴力的禁忌。

在二月份新闻发布会取消时发表的一份声明中,该公司就未经演员许可使用他们的影像和音频素材向他们道歉,并表示会替换部分素材,但“原版”影片仍在海外继续上映和播放,并发行了DVD。
另一方面,观众往往根据作品对社会的价值“是什么”以及作品的创作者“是谁”来评价作品。这部电影具有改变社会的“公共利益”,因此,为了实现这一公共利益而未经授权使用监控摄像头,不应被过分重视。此外,影片中大肆宣扬的侵犯人权行为也只是轻微的,因此,对这种“轻微的失误”过度批评,恰恰体现了对那些试图改变社会的勇敢幸存者的漠视。事实上,这部电影在海外广受好评。伊藤之所以遭受如此多的批评,以及人们无法理解这部非凡作品的意义,恰恰反映了日本社会对性暴力的漠视。
在新闻发布会上,导演伊藤诗织多次从个人角度出发,讲述了她拍摄这部电影的初衷,以及影片在日本上映后终于能与父母和好友分享的激动心情。与此同时,同样出席的制片人阿克维林则谈到了追求正义的高昂代价,并对比了瑞典和东京的性暴力援助中心数量,强调了这部电影的社会意义,她说:“这就是为什么讲述个人故事具有公共意义。”然而,这些内容她早在去年冬天取消的新闻发布会上分发的资料以及伊藤诗织导演在其个人网站上发布的资料中就已经表达过,因此很难说这场新闻发布会是她系统地阐述了自己对各种矛盾观点的看法。

最令观众紧张的时刻,是围绕一个问题的对话:“作为一名记者,我想知道您为何以某种方式展现了那位警官的身份。”导演伊藤诗织回答说:“我不明白为什么不允许这样做。”他接着说:“他的名字没有被提及,他的声音和外貌也经过了处理,所以普通观众无法认出他。”提问者解释说,警队内部的同事们能够从影片中的对话认出他,但伊藤导演神情紧张地回答,拒绝继续追问:“是警视厅的上级阻止了这件事,而作为一名幸存者,我有权知道真相。”那一刻,成为了当天观众席上最紧张的时刻。这一幕似乎象征着,翘首期盼新闻发布会的公众与整个事件之间缺乏连贯性。
在新闻发布会之前,导演伊藤诗织在其个人网站上发布了四份文件。其中一份文件的结尾写道:“我希望保持对话的大门敞开,以便我们能够基于事实进行冷静的讨论,并创建一个性暴力受害者可以安全发声的社会。”然而,不幸的是,这场新闻发布会并没有起到促进对话的作用。
《黑箱日记》的日本上映并不意味着争议的结束。相反,它或许只是一个新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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