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金庸拿起报纸赫然发现前妻朱玫医院病逝，身边没一个人

夫妻吵架，妻子说：‘你要是有本事，就给我买辆车！’丈夫沉默一会儿，然后拿笔在纸上画了个车，递给她。妻子怒道：‘这是什么？’丈夫说：‘这不是车吗？看到没，前后都有轮子，能跑！’ #生活乐趣# #日常生活趣事# #日常生活笑话# #家庭笑料#

许多人都知道金庸一生编写了无数快意恩仇的武侠小说，享誉全球，被尊称为金大侠。然而，鲜少有人知道，站在他身后，那个陪伴他白手起家的女人，最终经历了怎样的悲惨结局。1998年的一天，金庸在家中翻看报纸，突然在讣告栏中看到了一个熟悉的名字——朱玫，他的第二任妻子，已经悄无声息地去世了，甚至在她生命的最后时刻，身边没有一个亲人陪伴。

朱玫和金庸结婚时只有21岁，比金庸小整整11岁。当时的金庸并不是家喻户晓的“金大侠”，不过是一个刚有点名气的小编剧和撰稿人。而朱玫本身就是新闻记者，精通英语，见多识广，做事干练，并非一个只会在家相夫教子的传统妇女。两人算得上是真正的惺惺相惜。她理解金庸的抱负，也愿意与他一起闯荡。1959年，金庸做出了改变一生的决定，创办了《明报》。在当时，香港的报业竞争异常激烈，缺乏背景与资金的金庸，面对的是一条悬崖边的艰难路，谁也无法保证这个新创办的报社能否活过第一年。金庸独自扛起了所有的编务工作，每天既要写社评、编写武侠，又要盯着版面，整个人几乎被压垮。朱玫刚生下大儿子查传侠，身体尚未恢复，便毫不犹豫地接过了所有的担子。每天从九龙的家中做好饭，坐船渡海送到港岛给金庸，来回奔波，日复一日。报社人手不足时，她直接顶上，成了《明报》最早的女记者，跑采访、写稿、校对版面，甚至做着那些最脏最累的活。

最艰难的时候，《明报》的资金链断裂，金庸急得团团转，根本没有解决办法。朱玫拿出了自己娘家陪嫁的所有金银首饰，卖掉它们换成现金，填补了报社的窟窿，硬生生将眼看就要倒闭的《明报》救了回来。嫁妆对一个女人来说，绝非只是财富，它象征着她的底气与退路，但朱玫将她的退路毫不犹豫地交给了金庸的事业。随着《明报》逐渐站稳脚跟，朱玫的担子依然没有减轻。她一个人抚养了四个孩子，同时还承担着《明报晚报》采访主任的职务，甚至在《华人夜报》创刊时，直接成为了社长。她一边撑起家庭，一边支撑着报社，这一切她做了近二十年。

1969年，《明报》创办十周年，金庸在酒店举办宴会庆祝，朱玫穿着一袭玫瑰红的礼服，精致的卷发衬托着她的优雅与自信。她与金庸并排坐在主桌旁，那个时候的她笑得明媚动人，似乎一切都在掌握中。可谁曾想到，裂痕早已悄然出现。1976年，金庸在《明报月刊》创刊十周年时，写了一篇纪念文章，专门提到了朱玫，回忆她当年每天从九龙送饭到港岛的事情，字里行间透露出浓浓的温情。然而，正是在这一年，金庸向朱玫提出了离婚。原因是他在外遇见了比朱玫年轻的林乐怡，这段婚姻的裂痕在香港新闻圈几乎没有什么秘密。

朱玫没有哭闹，没有纠缠，默默同意了离婚，带走了属于她的《明报》股份，带着孩子离开了曾经的家。二十年风雨同舟的婚姻，就这样无声地结束了。然而，谁能料到，离婚不到十个月，另一个更大的打击降临了。金庸接到了一通越洋电话，18岁的大儿子查传侠在美国上吊自杀了。外界普遍猜测，孩子是因为无法承受父母离婚的打击才走上了绝路，这个猜测虽然无法证明，却也无人能够反驳。一个18岁的孩子孤独地生活在异国他乡，面对父母的离婚，谁能理解他内心的沉重？朱玫从那时起，彻底与金庸断了所有的联系。不管金庸如何尝试，她始终拒绝见面，不再回应。她不再给金庸任何接触的机会。

有人说朱玫执拗，有人说她过于偏执，但换一个角度看，这也许是她唯一的自我保护方式。被抛弃又丧子，人生几乎跌入谷底，她能做的，只有将所有的门关上，守住最后一点自尊。这并非是固执，而是她唯一能自己做主的决定。离婚后的朱玫独自生活，虽然手里握有股份，本应过得不差，可她几次投资做生意都以失败告终，财富一点点流失，最终不得不卖掉大别墅，偿还债务，居住条件也变得越来越简陋。到了九十年代中期，甚至有目击者在铜锣湾街头看到她摆摊卖手袋，风吹日晒，坐在人行道旁呼喊路人。

这件事被告诉了金庸，他只回了三个字：“不至于吧。”这短短的三个字，透露出他根本不了解朱玫这些年过得如何，或者说，他不愿意相信，曾经和他一起闯荡的女人，居然会落到在街头摆摊为生的境地。后来，金庸对外表示，他一直想帮助朱玫，但她总是拒绝。他也曾请现任妻子林乐怡去看望朱玫，但朱玫依然推辞，拒绝了所有关心。林乐怡甚至感叹，朱玫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人，无法理解金庸为何拒绝去看她。连外人都能如此评论这段关系，其背后的含义，已无需多言。

这些年，朱玫的性格变得越来越孤僻，甚至连自己的孩子都被她推开。许多人说她性格古怪，但这只是外界的误解。她经历了被丈夫抛弃、失去亲生子、投资失败等接连不断的打击，谁能在如此重压下依然保持温和与从容？在极度的压抑下，人总会变得带刺，这并不是性格的缺陷，而是生活给出的自然反应。朱玫拒绝金庸的帮助，不是她不需要钱，而是她不想接受他的施舍，她只想守住自己最后的一点尊严。

1998年11月8日，朱玫在香港湾仔律敦治医院去世，享年63岁。她死去时，病房里没有一个亲人陪伴，最后签署她死亡证明的，是医院的工作人员，后事也由医院代为安排。63年的生命，最后的句号，竟是一个陌生人签下的。金庸得知这个消息时，并非通过医院通知，也没有亲友告知，而是他自己在家翻报纸时无意中看到的讣告，毫无预兆地得知了前妻的死讯。金庸后来面对记者时，曾说过一句话：“我对不起朱玫。”说这句话很容易，但朱玫在铜锣湾街头风吹日晒的那些年，她独自一人住在小房子里的那些时光，她在病床上孤独等待的那些日子，这一句“对不起”来得太晚，太晚了。那扇朱玫关上的门，金庸从未真正推开过。 许多香港新闻圈的老一辈人都知道，《明报》创业初期的艰苦岁月中，朱玫功不可没。她陪着金庸从一无所有的困境走到了事业的巅峰，却最终没有得到半分迟来的温情，落得孤独终老的结局。想起这一切，真的让人不禁为她感到惋惜和心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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