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心》：新派志怪小说的春种与秋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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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心》
作者：宋方金
版本：四川文艺出版社 2025年3月
宋方金的小说《两心》出版，我的阅读过程像上了一个文学补习班。先把小说读两遍，再读它的原型《搜神记·秦巨伯斗鬼》，对神魔志怪小说的兴趣一发不可收，下单买《搜神记》《子不语》，开车听完袁阔成的《封神演义》。神仙妖魔、狐精花妖，借着夜色纷至沓来，花容月貌，子孙满堂，及觉，主人炊黍尚未熟也。打个哈欠回到现实，终于对《两心》和它的文学来源有了一些体会。
志怪小说的谱系
我青少年时期的文学阅读，和大部分同龄人一样，读的是新文学运动的收成，以现实主义文学为主线，到了《边城》《萧萧》《受戒》，小心脏已经怦怦跳得厉害。一天，翻阅一本文学期刊，读到莫言的《透明的红萝卜》，脑海里像发了癔症，“泛着青蓝幽幽光的铁砧子上，有一个金色的红萝卜。红萝卜的形状和大小都像一个大个阳梨，还拖着一条长尾巴，尾巴上的根根须须像金色的羊毛。红萝卜晶莹透明，玲珑剔透。透明的、金色的外壳里包孕着活泼的银色液体。”这篇小说给我的文学阅读带来了冲击，我的震惊在于，中国小说竟然如此具有想象力。《透明的红萝卜》给我打开了一扇窗户。后来开始知道《百年孤独》，拉丁美洲的魔幻现实主义，以及苏童、余华、马原、格非这些“先锋小说”作家。到了上世纪末前后，老天爷，感谢那些颗粒饱满的文学年头。1999年的《羊的门》和2004年的《受活》，魔幻现实，政治波普，本土寓言，真可谓琳琅满目。
还有1998年的《尘埃落定》，2005年的《额尔古纳河右岸》，为当代文学注入新的想象力。学者杨义认为，黄河文明人伦理性精神很强，神话被历史化，巫风被过滤成祭祀礼仪，志怪文学在儒家文化的盐碱地里艰难生存。而“少数民族文学不拘一格的野性生命作为边缘的活力，挑战王朝意识形态而内注中原，使中原文学的轨迹发生了许多的变数。” 藏族土司和汉族太太生的傻瓜儿子对家族命运的预测，鄂温克酋长的女人以及萨满对现代文明的超常感知，就是碰撞当代文学板块的边缘活力。
但是，那些年的文学评论，往往要把小说纳入某种文学流派的叙事，比如莫言的小说要放进魔幻现实主义，甚至《尘埃落定》也要削足适履。比如说到希腊有《荷马史诗》，印度有《罗摩衍那》《摩诃婆罗多》，我们就得走遍高原找到《格萨尔王》，以证明自己也有神话史诗。当然，文学是时代的镜子，在言必称希腊的年代，这样做也无可厚非，但会导致一个结果，它阻碍了人们对当代文学的溯源。在中国文学史中最具想象力却根本坐不上主桌的神魔志怪小说，则连个被评价的机会都没有。
总有人先迈出一步，莫言开始为自己的文学寻根。2006年《生死疲劳》出版，莫言在演讲中说：“有一篇蒲松龄的小说《席方平》，给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生死疲劳》出来以后，有人说我学习了拉丁美洲的魔幻现实主义。”“《生死疲劳》这个故事的框架是从蒲松龄的《席方平》中学来的，我用这种方式向文学前辈致敬。” 终于提到了志怪小说传统，当代作家和古代志怪小说“认亲”这件事，随着莫言的言说也走上了舞台。实际上，山东作家确有志怪传统，张炜的《九月寓言》发表于1992年，他推崇马尔克斯和博尔赫斯，但自有人为他“辩经”。《扎根齐鲁大地的文学书写》（刊于2013年《光明日报》）一文写道：“从莫言的《红高粱家族》、张炜的《古船》和《九月寓言》，到刘玉堂的‘沂蒙系列’、赵德发的《缱绻与决绝》，再到陈占敏、刘玉栋、凌可新等人的小说，都是拥有全新齐鲁民间文化形态的文本……或将民间故事和现实存在交互穿插，在虚实相间的跨越式历史再现中，营构一处自在乐土，讲述一则灵动魅惑、深邃幽远的生命寓言；或从民间视角勾勒人物与事件、解构乡村伦理秩序，以民间俚调谐趣守望人生逆流之河的苦涩欣喜。”
《席方平》，本图出自《聊斋全图》。
随着流行文化的市场需求，大量神魔志怪元素的网络小说和影视作品不断出现，但在严肃小说领域，就我有限的视野，志怪小说仍然不多。2017年赵志明的《中国怪谈》出版，书中写了25个志怪故事，对南郭先生、为虎作伥、尾生抱柱等故事进行再度创作，使之成为志怪故事。2021年，刘震云的《一日三秋》出版，仙女花二娘在延津人梦里寻找笑话，逗乐她的能活，不能逗乐的得死，书中《白蛇传》里演“白蛇”的樱桃为了一把韭菜上吊，死后鬼魂缠着“法海”不放，从黄河岸追到长江边。文学评论家王干对《一日三秋》进行了溯源，“刘震云近来曾表示，要向中国的志怪小说致敬。《一日三秋》里的灵感或许正来自《聊斋志异》的鬼狐话语。”“《一日三秋》融魔幻与写实于一体，是超现实主义和后现代成功嫁接的文本。小说植根于当下生活的土壤，植根于民间文化传说的支点，传递了中国神怪传奇的韵味，是十足的中国味道。”
读《两心》的过程中，我饶有兴趣地发现，《两心》和《一句顶一万句》《一日三秋》都有暗通款曲的地方，表现的都是“无法沟通的孤独感”这样一个现代性命题。
我前面提到的莫言是山东高密人，蒲松龄是山东淄博人，张炜是山东龙口人，宋方金是山东胶州人，如果草绘一张文学地图，几位作家都生在齐国。山东自古出圣人，孔夫子“敬鬼神而远之”，奠定了中国两千年世俗社会的根基，但同时，山东又处于中国小说想象力的核心地带，并且从古至今，具备完整的志怪小说文学谱系。这看似是一种悖论，实际由于圣人多出在鲁国，志怪多出在齐国，鲁国和齐国的差异性也许比我们想象中大得多。战国时期齐国有稷下学宫，那是战国的文化中心，各个国家的读书人都在那儿交流奇闻轶事。《庄子·逍遥游》里写：“《齐谐》者，志怪者也。”志怪小说就是从这句话来的，而《齐谐》这本传说中的齐国神怪故事集，也许就是中国志怪小说的发轫。
用志怪故事，表达现代性困境
莫言的老家高密和宋方金的老家胶州，相距不到百里，以一条墨水河相连。《聊斋志异》里有一篇《阿纤》，发生在高密，“奚山者，高密人。贸贩为业，往往客蒙沂之间。”写一个善良的老鼠精，终生只有一个癖好囤积粮食。《搜神记》里有一篇《秦巨伯斗鬼》，“琅琊秦巨伯，年六十，尝夜行饮酒，道经蓬山庙。”琅琊就是如今的胶州、胶南县域。《两心》的故事，就以《搜神记》为蓝本，以家乡为底色铺陈开来。
《两心》写的是秦巨伯有捕仙技，就是捕黄大仙，他和一只白毛黄大仙是一生之敌，一定要亲手捉到白毛，“黄大仙，你莫怪，都是老天一盘菜。”但最后不幸误杀孙子，还和亲家同归于尽。秦巨伯的版本讲完，小说又从白毛黄大仙的视角讲起，这是一只向善的黄大仙，被秦巨伯伤了以后，四十年间寻找报仇机会，却目睹了秦巨伯杀死至亲，又落入自己亲手打造的“陷阱”。
小说创作到了现在，“怎么写”的重要性，甚至已经超过了“写什么”。刘震云给《一日三秋》铺设了六叔画作、花二娘传说、《白蛇传》演员生死恋等多层结构，通过画、戏、梦、鬼对“一日三秋”进行诠释，成功地将读者引入迷宫。而作为编剧出身的小说家，宋方金同样擅长编筐织篓，他给《两心》搭了一个镜面结构，先从秦巨伯的角度叙述人界，再从白毛的角度讲述妖界，同样一件事，在读者眼里出现两次，有时看到谜面，有时看到谜底。比如秦巨伯的死，无论正看反看，不管怎样挣扎，都最终指向无可奈何的死亡。命运的邮差往往按两遍铃，人也可以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只不过第一次是偶然，第二次是必然，第一次是悲剧，第二次是荒诞剧。《两心》用结构表现出了虚无，读者在往复中读出了宿命。
我万籁俱静时读此书，心里悚然一惊，秦巨伯和儿子、孙子的隔膜，跟亲家喝一辈子酒的防范，和白毛黄大仙一生的猎杀，都有一种无法沟通、难以言说的隐痛感。无论《两心》还是《一日三秋》，都写出了孤独的现代性。诗人食指写：“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一片手的海洋翻动……我的心骤然一阵疼痛，一定是妈妈缀扣子的针线穿透了我的心胸。”疼痛就是无法言说，无法言说就是一种眷恋与恐惧。
读《两心》的文字，和其他当代小说颇有不同，它使用了一种颇有古意的白话，文字疏朗，平林漠漠，带有浓浓的留白，长长的韵味，自带画面，金声玉振，这种感受在读《棋王》和汪曾祺时曾经有过。在文字的洗练、生动方面，宋方金使的是《聊斋》体，是《水浒》体。话是白话，意属高古，但结构和价值观是新的，《两心》可以放入志怪小说的门类，很难被人察觉，但细读之下，它和金庸的新派武侠小说一样，完全称得上“新派志怪小说”。
《两心》第十七章写了一桩“无头案”，除夕之夜，恶毒的儿媳妇赵杨枝去给婆婆送饺子，一直没有回屋，丈夫出去寻找，发现她跪在雪地上，头没了，飞到了娘家的供桌上。娘家人找婆婆问罪，婆婆问儿媳妇送的饺子什么馅儿，回答猪肉白菜。婆婆拿出自己的饺子，皮子里面全是麦麸。原来儿媳妇把饺子一碗倒在狗窝，一碗倒在牛棚，一碗倒在了老鼠洞口。婆婆上吊了，丈夫跳进了墨水河。
这个惊心动魄的故事，其实来自宋方金老家他四婶子的讲述，她是讲故事的高手，把无头案讲得像真人真事。再往回捯饬，原来四婶子附近村子有个不孝顺的儿媳妇，虐待自己婆婆，恰巧她在除夕夜得急病死了，乡下人认为这是天意。于是，一个不孝的儿媳除夕夜死亡的稀罕事，四婶子把它编排成了一桩无头案，创造成了民间故事；作家宋方金抄录了这则故事，并成为《两心》的一个章节。这是一个完整的民间故事到小说的演变过程，民间讲故事的天才四婶子，是整个过程中的灵魂，因为她独立地创造了故事。
四婶子讲的无头案，也可以用在秦巨伯身上，很久以前，有个爷爷杀了自己的孙子，谁也说不清意外还是蓄意，民间故事艺人给编排成了“秦巨伯斗鬼”，晋朝的干宝写进了《搜神记》，杀人的事用了五个字：“伯竟刺杀之”。一千多年过去，宋方金用九万字，重新讲述了秦巨伯斗鬼，斗鬼不成，杀了孙子。这也是一个完整的文学演变过程，只不过“无头案”用了几年，“秦巨伯”用了1600多年。相信家在淄川的蒲松龄，创作《聊斋志异》也是这样一个过程，每个故事的背后，都有一个没名字的“四婶子”，他们是山东土地上的民间故事艺人，是令听者夜不成寐的文学天才。
一旦当代文学从魔幻现实主义、超现实主义等概念中跳出，归入志怪小说谱系进行重新评价，许多小说在文学地图上的坐标将迎来重构。而《两心》由于它的中国式叙事手法，它与戏剧结构的融合，以及它所表达的现代性哲学困境，我就此确定地认为，《两心》是古代志怪小说播下的种，在当代又发芽结了丰硕的果。
撰文/潘采夫（书评人）
编辑/张进
校对/赵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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